时隔近五年，新冠疫情的话题冷不丁又在国际场域泛起涟漪。
2024年底，世界卫生组织突然再次呼吁我国共享新冠数据并提供访问权限。
这消息一出，网上顿时炸了锅，大家的反应都挺大。
不少人心里头直犯嘀咕：咱们国家明明从疫情爆发开始，就一直是响应速度最快、提供数据信息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啊？
国际专家组，来来回回也请了多次，报告也分享了好几轮，该做的、能做的，咱都做了。
世卫组织这时候又提这茬儿，还点名道姓要中国的“更多数据”，是不是有点选择性失明啊？
怎么看都觉得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有用心”。
特别是联想到西方，尤其是美国那边某些政客的调调，很担心这原本就困难重重的科学溯源工作，又要沦为人家政治攻讦的工具。
毕竟，这类把戏咱也不是头一回见了。
那世卫为啥偏偏选在疫情爆发五年后这个时间点呢？
他们说出来的理由，其实站在科学探索的角度看，并非完全站不住脚。
一方面，借着全球都在深切缅怀这场世纪大疫中逝去生命的机会，人们会更加重视预防未来可能爆发的全球流行病，这种氛围下追溯病毒起源似乎合乎时宜。
另一方面，病毒溯源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科学探索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回想2023年，咱们中国疾控中心的研究员周蕾就向公众坦言过，探究病毒起源的路径非常复杂，充满了未知和挑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
也就是说，五年过去了，继续追溯是符合科学研究规律的。
关键在于，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提”或“不提”溯源，而在于世卫组织这次的操作似乎带着特定的指向性，矛头几乎直指中国。
这就让人不得不打一个问号了。
当我们翻看疫情的“合作记录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在新冠病毒溯源这个全球性难题上，中国交出的答卷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记得新年伊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世卫呼吁时，就特别强调了两个“唯一”：疫情爆发以来，我们是唯一一个多次邀请国际专家组深入本国进行实地溯源研究的国家；与此同时，在分享溯源进展方面，我们也是唯一一个系统性地组织本国顶尖专家，将海量研究数据和阶段性成果分享给世卫组织及其全球专家团队的国家。
这一份沉甸甸的记录摆在那里，不容忽视。
正是因为这样的开放性和持续性合作，中国向世卫组织和国际科学界贡献了最丰富、最全面的原始数据和联合研究成果，在全球溯源研究领域的贡献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有这么多板上钉钉的事实摆在这儿，世卫组织还要“点名”要求我们共享“更多”数据，这就难免让人觉得有点偏离溯源工作应有的、平等协作、全球调查的本意了。
这层意思，很多网友在讨论中都表达过类似的疑惑。
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要求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早已被科学界反复强调、却极易被误解混淆的基本常识：疫情的发现地和爆发地，并不等同于疫情的起源地。
用专家们常说的话来解释：爆发，指的是某个疾病开始大规模、集中地在人群中流行开来；而起源，则是指某种病毒最初从自然宿主跳跃到人类（即“跨种传播”事件）发生的物理地点。
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武汉之所以被世界瞩目，是因为新冠疫情在那里被首次识别并报告，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事件的暴风眼。
但这绝不意味着，病毒本身就是在地球的这个坐标点上“诞生”的。
过去这几年的全球流行病学研究，其实已经收集积累了足够庞大的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库。
科学家们通过对这些序列进行细致的进化分析，可以大致描绘出病毒在全球不同地区出现和传播的时间线。
而根据这些时间线，就能推断出哪里可能存在更早期的病毒版本。
其实，早在2021年，全球多个独立研究团队通过回溯性分析，就开始挑战“武汉起源论”的预设了。
记得意大利米兰大学的研究就曾经石破天惊——他们在分析2019年9月采集的一批意大利本土居民血液样本时，居然检测到了新冠病毒抗体的阳性反应！
这个发现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它暗示着，病毒在2019年夏天甚至更早，就可能已经在意大利的普通人群中悄无声息地传播开来了。
无独有偶，同一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导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惊人结论：通过对全美数十万份血样进行检测，发现2019年12月（远在首个本土确诊病例被报告之前），新冠病毒的痕迹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多个州的样本中了。
不止意、美，后续来自法国、巴西等国的科学家们，也通过各自独立的回溯研究，或多或少地佐证了新冠疫情在全球多点潜在、隐蔽传播的时间点，可能远早于武汉的正式报告。
所有证据综合起来指向一个核心观点：病毒的真正源头目前仍是科学上的未解之谜，它极有可能（或者说几乎肯定）并非单一源头点，而是存在多个早期传播点。
即使退一步讲，就算存在一个最开始的“零号病人”所在地，那么从时间轴的证据来看，欧洲和美国部分区域检测到的病毒信号，在时间上都比武汉的发现要更早一些。
这个事实很重要——它意味着，既然美国、意大利等国（基于他们自己科学家的研究）都不想被贴上“病毒起源国”的标签（设想一下这顶帽子有多大压力），那他们最应该做的是秉持客观公正的科学精神，支持和推动在世卫组织框架下，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那些有早期传播信号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广泛的、系统的多点溯源调查。
大家劲儿往一处使，才更有可能逼近真相，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然而，每当这个话题真正涉及可能要在美国、西欧等地开展深入调查时，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部分政客）的反应，往往就变得“敏感”且迅速转向，甚至表现出强烈的抗拒。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溯源问题上，最典型的“政治搅局”体现，就是某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尤其在美国）持续炒作但已被科学事实反复否定的“实验室泄露论”。
他们的主要论据是什么呢？
就是指出最初集中暴发大量病例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在物理位置上距离武汉病毒研究所仅有大约40分钟车程。
似乎这种地理上的“巧合”，就成了他们指认为“证据”的依据。
但全球众多严肃科学家都指出，将仅仅相隔40公里视为有“必然联系”，这种逻辑链条本身就非常牵强、近乎臆想，缺乏科学依据。
诚然，在早期，由于信息不明朗，即使是科学界内部也存在不同的猜测与探讨。
像法国国家研究中心的病毒学家佛罗伦斯·德巴雷（Florence Débarre）女士，在早期的学术讨论中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对病毒基因组以及野生动物病毒库的研究分析日益完善，以德巴雷为代表的大批国际科学家都转而更加确信，新冠病毒更可能是自然起源的结果。
她还因为公开驳斥那些缺乏证据支撑的“实验室泄露”言论，在社交媒体上与相关观点持有者有过激烈辩论。
不过，不少网友也观察到，很多固执坚持“泄露论”的人，其出发点往往并非科学探索，而是带着固有的政治立场，甚至对科学事实视而不见。
事实胜于雄辩。
回顾2021年那个中-世卫联合研究报告（这可是由双方专家共同完成的），就早已给出了明确的结论：对于病毒“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事件传人”这一条，报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当时在场的世卫专家组和国际科学家团队，对这个结论是共同署名认可的。
这个结论并非空穴来风。
当时为了寻找病毒动物源头的证据，专家组下了大力气。
围绕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研究人员进行了极其细致的工作：采集和检测了超过38000份来自2018至2020年的家禽家畜样本，还检测了超过41000份来自全国各地的野生动物样本。
要知道，这可是接近八万份生物样本！
结果呢？
在这些海量样本里，均未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的结果。
不仅如此，调查组还对市场上下游的供应商链条进行了追踪调查，试图寻找病毒在动物间传播的迹象，结果也是一样：没有找到任何支持市场存在病毒动物源头或在动物间传播的证据。
所有这些工作成果和数据，都是透明开放地与世卫联合专家组共享和分析的。
在这个坚实的调查基础之上，科学家们才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初步推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上聚集出现的早期病例，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人传人造成的传播事件，而不是由动物直接传播给人的跨种感染事件。
这个推论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那个核心概念——疫情的集中爆发地并不等于起源地。
按理说，如此系统、详实的调查结果应该让“实验室泄露”和“武汉市场动物源头”的猜测告一段落了吧？
然而事与愿违。
自2021年后，特别是美国的一些政治力量，依然无视科学共识，不遗余力地翻炒“实验室泄露”的陈词滥调，动作不断，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病毒源头”的大帽子，死死地扣在中国头上，不容摘掉。
2023年美国国会更是通过了一项法案，再次以政治背书的方式重提这种毫无科学依据的说法。
人们自然要问：面对如此清晰的科学证据，这些人为何还如此执着地胡搅蛮缠？
深层次的原因其实透着某种无奈和赤裸裸的意图——他们并非真正关心科学真相，而是要借机对中国进行系统性、战略性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污名化”某地作为疾病起源的做法其实有过先例，其负面影响往往持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所谓的“西班牙大流感”。
这场在1918-1920年间席卷全球、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可怕流感，仅仅因为当时的西班牙媒体相对诚实地报道了疫情（而当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其他主要参战国则实行了严格的新闻管制），“西班牙流感”这个带有强烈地理标签的名字就被叫开了，让西班牙莫名背了多年“黑锅”。
但现在研究普遍认为，这场大流感的真正起源地更可能是在美国。
另一个例子是艾滋病（AIDS），医学界记录的首个病例虽然出现在美国，但由于随后的研究表明病毒可能发源于非洲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到全球，最终并未以发现地美国来命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大著名流行病的源头至今也未能百分之百精准确定。
世卫组织官员纳巴罗博士在参与中国的溯源工作时曾感慨地提到过一点深刻的体会，得到很多科学家的共鸣：根据历史和流行病学的经验，要百分百精确地回溯任何一种新型病毒的源头，找到它确切诞生的“路标”，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病毒在自然界传播太早、太隐蔽，留下的蛛丝马迹稍纵即逝，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恰恰是因为深知科学溯源存在天然的困难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完全“证伪”某些猜测，那些居心叵测的政治操盘手们才有了“搅混水”的空间。
说白了，他们压根不在乎病毒究竟从哪里来，他们的核心目标就是将新冠疫情与中国的形象进行深度捆绑、刻意抹黑，从而在全球舆论场上污名化中国。
这样一来，原本严肃的科学追索，就彻底沦为了服务于地缘政治斗争的工具。
尤其是美国，在其对华战略竞争愈发激烈的背景下，更是将“溯源政治化”作为一张屡试不爽的牌。
其目的性可以说是相当清晰了： 首先，就是要持续干扰全球科学的溯源工作进程，用政治噪音淹没科学声音，把水搅浑，让溯源问题彻底变成一笔理不清的“糊涂账”。
其次，通过不断输出、放大虚假信息，系统性地抹黑中国形象，试图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占得有利地位。
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借此转移全球视线，掩盖其本土更早存在病毒传播的证据可能引发的舆论关注。
毕竟，他们自家的多项科学研究早就表明，病毒在2019年12月甚至更早就可能在美国本土传播了。
美国的政治人物们对于探讨其本土早期传播的时间线，以及为什么公共卫生系统当时未能识别，这些话题常常是讳莫如深，甚至是主动回避的。
他们要做的，就是通过反复纠缠中国，来“搅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科学溯源。
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注脚是：就连美国自家最核心的情报机构在经历详尽评估后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虽出于政治原因仍维持“不排除”的模糊腔调），他们手中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能支持所谓“新冠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露”的说法。
政治操纵与情报现实之间的巨大裂痕，在此刻暴露无遗。
所以回看世卫组织在2024年末的这次呼吁，它引发舆论强烈的质疑和不信任感，并非无根之木。
这其实是2023年以来某些世卫官员不合常理地、轻率地试图否定已获得该组织正式认可的科学联合报告之后，又一次加深国际社会忧虑的行为。
这种出尔反尔的态度，很难不被外界视为西方政治力量干涉、操弄国际卫生组织独立性和科学性的又一明证。
当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被高度政治化，当探寻真相的努力被恶意干扰甚至封堵，问题本身就走向了近乎无解的境地。
病毒的全球溯源确实难度极高，犹如大海捞针。
而美国等国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非解决问题的推手，而是不断设置障碍、混淆视听、甚至利用科学之名行政治打压之实。
这不仅严重阻碍了科学进步，也极大地浪费了全球应对未来流行病威胁所需要的宝贵资源与合作信任。
那么，病毒的真正源头到底在哪里？
结合全球多点早期传播的证据，结合某些国家在溯源合作上的阻挠态度和极力转移视线的政治操作，结合科学探索本应全球开放协作的原则与现实中被政治撕裂的局面，答案似乎又呼之欲出、昭然若揭了——它不在于某个地理坐标点的神秘，而在于某些国家选择将责任推诿和政治凌驾于真相之上的短视与私利。
科学溯源的困境，某种程度上，正是当下复杂国际政治现实的一个缩影。
人们最终期待的，是让科学回归科学，让溯源挣脱政治的泥潭，让世界能够真正地为保护人类共同健康而携手。
至于病毒的源头究竟在哪片大陆之下的土壤或丛林深处，那或许将是人类科学在未来数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需要继续追寻的自然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