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号，中央红军翻越了秦岭，顺利到达了陕北的吴起镇。
长征的终站，绝不是庆功的号角，而是另一道战壕。
不少人觉得，中央红军这次“走投有路”，陕北有根据地、有部队、有红旗飘扬，一切都挺顺。
一到地点安顿下来一打听，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原来，整支陕北红军加起来也不过才不到4000人，武器弹药缺得厉害，伤病员接连不断，甚至军装也全是靠老乡帮忙缝补的。
你以为那支能“接驾”的大队，实际上还在伤口上缠着绷带、打着游击战。这一场靠性命撑起来的西北守卫战，才刚刚拉开帷幕罢了。
陕北红军到底是啥样？不是“根据地”，是“负重地”
那会儿红军到吴起镇，正是一个秋风呼啸的早晨。山头刚泛出点白，地面都挂满了霜，战士们走进村口时，一半鞋帮子掉了，剩下一部分干脆用草绳裹着脚。
有人喊：“到了！”可身旁那个瘸腿的连长只是眯了一下眼，指着前面：“别太得意。”
实际上，心情也提不上来。走了两万五千里，中央红军的体力、兵力、弹药，还有粮草，都到了极限。许多战士手里只剩下一颗子弹，有人连枪都没有，只能用扛担架的方式走完了最后那段山路。
东西都用完了，早在云南、四川那些高山地区就耗光了，到了陕北，只能靠“打土豪”和老百姓的援助维持下去。
一到吴起镇，部队就临时扎在一些老旧的庙宇和破窑洞里。炊事班找了几口黑锅，用玉米糁和野菜熬了一锅稀粥，喝起来嘴里嘎吱嘎吱都是沙子。就算这份待遇不算好，红军战士跟在草地上啃皮带比起来，还是强了不少。
军委书记听完地方红军的汇报后，脸都皱成一团了。那时候，中央红军大概就剩下七八千人左右，还是包括了后勤、卫生、文工团和通讯兵在内的数字。
陕北红军，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北接应部队”，大概就四千人左右，主要是红26军和红27军这两支队伍。这两军的连长们，轮着当厨子，好几次都是他们自己干饭吃。
按现在的说法，这点规模顶多算个旅兵力，怎么能扛起大旗，打出一片天下呢？
要把陕北红军的情况搞明白，得从他们的来历说起。
陕北红军并不是正规的部队组建起来的，而是由起义的武装力量历经磨难拼凑成的。
当年，刘志丹和谢子长在陕甘一带发动农民起义，主要凭借旧步枪、铁锹、手榴弹还有草鞋，靠着走村串寨来搞“流动作战”。
在薛家寨的那场战斗中，红军战士用刀凿出射击孔，榆木炮一响，土尘四起，敌人以为是真枪实弹的火炮轰击，吓得纷纷后退了好几丈。
其实那东西靠炸药点火，声音挺大，但杀伤力不算特别强，要是真的正面硬拼，敌人扔个手榴弹就能把战壕炸得差不多了。
谢子长后来在耀县战役中中了肩膀，子弹卡在骨缝里，包扎都是用布条蘸盐水，一边流血一边还在指导作战。
医生建议他撤退，他却坚持说：“我退了，这仗就散了。”结果伤口化脓，加上全身发烧，最后病倒了，没能挺过去。
可是他在临死之前还嘀咕了一句：“别让红军崩溃。”
这些人拼劲十足地想要守住的那块地方，说起来叫“地”，实际上更像是“缝隙”：山沟里开荒耕种、岩洞中办学校、地窖里印传单。
没有统一的军服，靠妇女用破布一针一针缝补着；没有专门的军粮仓库，就地靠吃靠住度日。
红军指挥系统：三人组拼出半边天
要谈陕西红军的根源，得回到1928年。那年春天，谢子长在靖边、绥德一带偷偷联系，搞了一场叫“陕北武装暴动”的起义。
人手有限，枪也不太整齐，靠的基本就是几支散兵游勇、底层士兵和青年农民拼凑成的那支队伍。
真正把“武装建军”变成现实的人，是1932年的刘志丹。他在三边地区组建了一支叫“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队伍，这名字听着像是对外作战，实际上就是在跟国民党较量。
那会儿，国民党军一连把部队驻在一个山头。刘志丹带着几十个人，采用“夜袭加虚晃一枪”的战术，一整夜里打了五个地点，还放火制造假象，搞得敌军第二天以为遇上了千人大军，结果当晚就撤了。
1933年之后，这支部队慢慢有了编号，比如红26军、红27军。虽然搞的都算是小规模的战斗，但打得仔细，战术也挺灵活。
像在照金那会儿，谢子长带人设下一圈伏击。就看到一队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挑着担子，慢悠悠地走在山路上，想引诱敌军上钩。待敌人踏进包围圈，伏兵们一下子蜂拥而上，三分钟左右就搞定了一个班。
那会儿没有飞机，更没有无线电，连地图都是自己画的。不过靠着这帮人，才挺住了陕甘边的革命根据地。
从1934年起，陕甘红军的队伍一直在壮大，一度逼近五千人左右，虽然遭受过不少伤亡，但始终在陕北那块地方徘徊不散。
他们的战术挺特别，不搞“阵地对抗”，主要就盯上的敌人那种单独驻守的岗楼和哨卡。一夜之间，就搞定了目标，然后就地补充弹药和武器，接着分散溜走。
他们之所以能活得下去，靠的就是群众基础扎实、熟悉地形，再加上跑得快、行动敏捷这三样宝贝。
所以呀，陕北红军可不是靠啥装备撑起来的哦，完全是靠老百姓的支持和捧场才发展起来的。
照金纪念馆的档案里说啊，到1935年秋天，陕西红军虽然经过几次围剿，但在延安、铜川、洛川这些地方，还是保持了大概3000到4000人的战斗力。大部分都集中在红26军的主力和当地的游击队伍里。别看人数不多，可那可是“全部家底”咧。
这些人可没打算去打大仗，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死守住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陕北的红军虽然不大，但凭着刘志丹、谢子长和习仲勋这三个人，也算撑起了一片天。
刘志丹这位老将出身，打起仗来讲究套路，兵力不多却能运用得挺巧。他会在一座山头安排五路人马，表面看起来似乎人挺多，实际上也就几个人轮流打枪。他指挥红26军，特别拿手“诱敌深入”的伏击战，一招一式都不浪费兵力。
谢子长是个善于组织的能手，擅长地方工作。他能从老百姓家里“借”来三十条棉被，还能让老大娘第二天送来饭菜，从不拖欠，也不逼人，全靠一句真心话和一身伤疤换来的信任。
那会儿习仲勋还挺年轻，但已经开始接手地方的宣传任务了。印刷、组织活动、搞群众路线，他样样都拿得挺得心应手。
有人说他“文弱”，可真动起手来，他也敢拿起枪去拼搏。
这三个人，一个在里面，一个在外面，一文一武，架起了红26军和红27军之间的沟通桥梁，达成了陕甘地区红军的统一。当时，把部队整编成有序的体系，就是成功的标志。
要是在纸上画出组织结构，那真是“战略上的奢侈”啊。
这套搭建起的框架，日后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再战和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中央红军落地：不是休整，是重新开局
红军一到吴起镇的头一晚上，没休息，反倒召开了一场会。
其实那场会呢，讲的就是两件事，简单明了。
第一件事呢，是得想法子安排好这批伤员和疲惫的士兵。军需队不够配备，民夫也不足，卫生员更是缺人，头疼的是住处不够找。山沟沟里，一到冬天，水都变成冰块。
红军的政委建议，把民房和窑洞一块进行登记，优先安排给受重伤的士兵，轻伤的就安排睡帐篷，身体还算好的就去修路或打柴。
第二，关于怎么重新整理战斗队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得合并，得统一指挥权，统一编号，划定作战范围。刘志丹主动表示：“听从军委的调遣，我们全力配合。”
毛泽东也曾说过：“打天下，不能光看人数，关键还是靠组织和战术。”
不久之后，红一方面军联合红26军、红27军组成了西北革命军政委员会，安排了防御区域和作战计划。
从那时起，长征变成了以“坚守”为主的防御战，而非一味“出击”。
更关键的是，从陕北起，红军总算找到了一个能持续发展的战略后盾。
有人常提起，长征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不过，真正让革命根深蒂固的地方，不是贵州，也不是甘孜，更不是会宁，而是陕北。
到了1936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先后与中央红军会合，三大主力正式合流。之后，西安事变引起全国震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浮出水面。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迁往延安，也标志着“延安十三年”的开始。
这一切的基础，实际上就是建立在1935年底那片贫瘠的土地之上。
当时那不足四千人的陕北红军，就像是革命的火种点燃一样；而那七千多人的中央红军，简直就是火星撞地球，轰动一时。
两股力量一碰撞，才孕育出了接下来的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