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凭借其卓越的军事能力与对海防的深刻理解，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1683年，他成功收复台湾，不仅为朝廷立下大功，也为自己了结了多年的家仇。面对沿海地区日益猖獗的倭寇，他主动向康熙帝请求出兵讨伐。在奏疏中，他指出：“倭寇盘踞海外，为祸已久，自明代以来愈发嚣张。此际，若举兵征伐，仿效元代之举，可彻底消除祸患，确保东南安宁。”
康熙帝深知倭寇之患，但对于施琅的请命出征，最终作出了让施琅始料未及的决定拒绝他的请求。
施琅的仕途一开始并非属于清朝，他起初投身郑成功麾下。尽管屡受冷遇、政见多有不合，他并未轻易离去。纷争的转折点出现在杀曾德一事上。实际上，郑成功早就对他心存疑虑。施琅自幼熟练水性，精于海战。1650年曾助力郑成功占据厦门，提出应稳定据点，观测清军动向。然郑成功执意东征沿海，兵败后反以施琅为罪魁，夺其兵权。双方积怨已深。到1652年，施琅擅自将郑氏旧将曾德处死，彻底激怒郑成功，导致后者残酷报复施琅父兄惨遭杀害，这场血案让他决意投向康熙。
长期以来，日本向中国称臣，年年递贡，不乏依靠中国得以发展的历史记载。清初时，其使节以“日落之国”称中国，自许“日出之国”；顺治帝见此言语荒唐，愤然弃之，不屑一顾。
回顾明代，东南沿海屡屡遭受倭患，戚继光等名将曾有效遏制海盗。但随着日本政局变化，丰臣秀吉掌权后，取缔海盗活动，将其收编为正式海军；部分商人依旧铤而走险。1592年，秀吉入侵朝鲜，妄图以此扩充势力。明朝派兵援朝，最终日军兵败，秀吉也落得惨淡下场。明亡之后，日本密切观望新帝国的实力，却始终未敢轻易问鼎中华。
康熙帝对施琅讨伐倭寇的建议，态度明确而坚决。他从未对日本抱有好感。在给大臣的批注里，他曾坦言：“倭子国，反复无常，其人卑贱，不知恩谊。”这种评价既反映了康熙的民族观，也昭示了他对日本的警惕与不屑。康熙为何仍然谢绝了施琅的提议？
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日本早已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与清朝实力悬殊，难以构成重大威胁。反观清朝北方，准噶尔部落虎视眈眈，才是真正的隐忧。康熙曾三度亲征西北，历经鏖战方才稳定边疆。而那些战事，无一不耗费大量国力与时间。由此可见，安定北方，才是重中之重。
康熙更加注重治国理政与民生安稳。自登基之初，他接连面对三藩乱、台湾问题，环环紧扣，步步维艰。每一项决策，都需要谨慎权衡国力和时局。长期征战势必加重民众负担，社会矛盾隐患骤增。八年平三藩，波及半壁江山，已让民间疲惫不堪。在此情况下，远征日本，只是枝节，实无必要。加之，倭寇因日本封锁国门，越发减少，海防压力已大为减轻。故而，康熙审时度势，选择以静制动。
历史上，蒙古帝国曾试图跨海征服日本。1266年忽必烈两次发兵，终以失败告终。事实证明，过度扩张，非但难有收益，反而可能遗患无穷。内患不除，外侮难解，康熙深谙此理。
因此，不论从国家安全，还是社会安定层面，日本对于此时的清朝，影响有限。
对施琅而言，他之所以希望出征日本，或许另有用意。自投清以来，施琅虽立下大功，却始终带有“叛将”标签，朝中议论颇多。倘若能够率军东征，既可彰显其领兵才能，也能进一步巩固自身在清朝的地位。收复台湾后，他的战略价值趋于下降，若无新的大战事，难免被边缘化。而忽必烈当年雄心未竟，如今若能一雪前耻，更是施琅个人荣耀所在。
康熙并未赞同他的设想。施琅心知天命，未再执意请战。他在郑成功帐下就展现过不畏权贵，敢于谏言的风骨。既然无法如愿出征，便将精力转向台湾的治理，维护国家统一，为朝廷做出了新的贡献。
后世有观点认为，康熙若果断教训日本，或许甲午之辱、抗日战争等磨难自此可避。国家之运，时势使然。康熙以全局为重，所做选择无疑是最妥当的。虽然时代未能给他更多机会，但中国的故事仍在后世延续，民族的辉煌由一代代接力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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