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姓氏源流与权力结构演变
一、姓氏的起源与演变
我们先从姓氏谈起，这一文化符号的源头能一直追溯到氏族社会阶段。所谓氏族，本质上就是早期部落，不同部落依托各自的生存区域划分势力范围，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聚居群落。部落的核心定义，便是由具备血缘关联的成员构成的生活共同体。
举个具体的例子，若张三的几位祖辈共同聚居，其后代又不断开枝散叶——祖辈之下有叔伯辈，叔伯之下又有兄弟辈，再加上各自的家眷，这样的群落规模往往能达到上百人。部落内部会进行明确的职能分工，有人负责治安防卫，有人专职农耕劳作，有人擅长纺织技艺，有人专精陶器烧制，还有人主持祭祀仪式，如此便构成了一个功能完备的部落组织。
这类部落中，除女性成员外，男性多共用一个标识血缘的符号，这便是氏族的典型特征。
不过上述情况已是父系社会的产物，追溯到更早的母系社会，情况则复杂得多。那时的人们通常只知晓生母身份，对生父信息模糊，男性在家庭中缺乏固定责任，流动性强。但姓氏的萌芽恰恰可能源于这一时期，像上古八大姓“姬、姜、姒、嬴、妘、妫、姚、姞”，均带有“女”字旁，这一特征直观反映出当时女性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人们以祖母为中心形成聚居群体。后来社会逐渐过渡到父系社会，男性才成为家族的主导者。例如炎帝本属姜姓，黄帝则为姬姓，后世的周朝王室，便是姬姓一脉的延续。
由此可见，氏族部落是上古时期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
但随着家族人口的不断繁衍，群落规模可能扩充至数千人，原有的族长制度难以实现有效管理，各类矛盾也随之滋生。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分家。
分家之后，为区分不同分支的身份，“氏”便应运而生。需要明确的是，最初的姓与氏有着本质区别：姓代表着血缘传承的归属，氏则是区分族群分支的专属标记。
氏的来源多种多样，既可以以受封的土地命名，也能依据从事的职业确定，甚至可以采用部落图腾作为标识，核心目的就是划分不同的分支部落。比如神农氏，这一称谓对应的部落以农耕技术精湛著称；再如有熊氏，因部落聚居在“有熊”这片区域，便以地名为氏。通过这些标识，人们能立刻明晰对方的部落归属。
然而随着时代发展，人口持续增长，分支出的部落越来越多，氏的数量也不断扩充，姓与氏的界限逐渐模糊，氏慢慢被当作姓来使用。
以姜子牙为例，他的本姓为姜，其先祖因受封于吕地（大致在今河南南阳一带），便以封地为氏，因此他的完整身份是姜姓吕氏，名尚，字子牙。基于此，他既可以被称作姜尚，也可称为吕尚，称呼其为吕子牙同样准确。
尤其到了周朝，周天子分封的诸侯国数量众多，受封者往往以封地为氏。仅姬姓一脉就衍生出上百个氏，如今的王、张、杨、周、吴、李等常见姓氏，大多能追溯到姬姓根源；姜姓的发展轨迹与之相似，同样衍生出上百个分支姓氏，这也是我们自称“炎黄子孙”的重要渊源。
古代对姓与氏的区分极为讲究，如今这种界限早已消失。实际上，现代人使用的多数“姓”，在古代本质上是“氏”。比如“王二狗”这个名字，放在古代极有可能是姬姓王氏，名二狗，严格来说应称作姬二狗才符合当时的称谓规范。
当然，如今姓氏的来源更为复杂，无法简单归类。部分家族因避祸等原因会更改姓氏，古代北方草原民族南迁后融入汉族，也多改用汉姓。因此，现在的姓氏是多民族、多文化融合的产物，其原始归属已难以精准考证。
关于姓氏的话题就先说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聊聊古代的权力结构。
二、分封制与世袭制的发展
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期，是权力结构形成的重要阶段。这两个朝代均推行分封制，官员选拔以贵族世袭为核心，但二者的制度差异十分显著。
商朝的社会形态带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虽然具备封建制国家的雏形，但商王的实际号召力有限。商朝的政治格局如同“大哥带小弟”：商部落作为实力最强的“大哥”，统领着分散在各地的“小弟”部落，这些附属部落被称为“方国”。关键在于，各地方国与商王之间缺乏紧密的血缘联系，仅维持着名义上的臣服关系——只要承认商王的盟主地位、不挑起战乱，各方国便可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周部落最初只是商朝的附属小部落，后来迁徙至陕西岐山一带并逐渐壮大，最终联合其他方国推翻商朝统治，自立为天下共主。
周朝的政治体制则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周武王即位后，一次性分封了70多个诸侯国，其中同姓诸侯国就有50余个。同姓诸侯多为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异姓诸侯则以开国功臣或前朝贵族为主。
例如姜子牙作为头号功臣，被封于齐地；商纣王的兄长微子启，因在武王伐纣时主动归附，后来被封于商丘一带，建立宋国。
大多数同姓诸侯国承担着两项核心职责：一是监视异姓诸侯国的动向，二是镇守边疆地区。
不过，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诸侯国多地处偏远，周王室难以实现直接管控。许多被分封在边疆的诸侯国，原本肩负着为王室守卫疆土的使命，最终却发展壮大并反过来威胁王室安全。
像齐国、晋国、楚国、秦国等边疆诸侯国，通过不断开拓疆土增强实力，其中秦国最终更是直接灭亡了周王室。
齐国算得上边疆吗？答案是肯定的。当时胶东半岛上存在一个莱国，先臣服于商朝，后又归顺周朝。由于周朝的生产力难以支撑军队远距离作战，武王分封齐国的核心目的，就是让姜子牙去治理对周王室不够顺从的莱人——毕竟姜子牙是王室姻亲，而莱国与王室则毫无关联。姜子牙赶赴封地名营丘途中，莱国就曾出兵争夺地盘，声称这片土地本属自己，最终被姜子牙率军击败。此后齐国不负使命，持续扩张领土，最终攻灭莱国，实力大幅提升，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秦国的发展历程更为传奇。其最初的封地在今甘肃南部天水一带，核心职责是为周王室饲养战马。这片区域周边遍布西戎部落，秦国常年处于战乱之中，时刻面临灭族风险。转折点发生在周幽王时期，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还废黜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之子为储君。前太子姬宜臼的外祖父怒而联合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并焚毁都城。姬宜臼即位后成为周平王，眼见王都残破且犬戎威胁未除，便决定迁都洛邑（今洛阳），因为那里宗室聚集，相对安全。
此时秦襄公展现出卓越的政治远见，亲自率军护送平王东迁，因此被平王正式册封为诸侯，获得了与东方大国平等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平王将关中地区赠予秦国。秦国经过数代人的奋斗，最终称霸西戎、占据关中，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大国。
言归正传，我们来详细说说商周时期的权力结构。
商周两代普遍实行“世卿世禄制”，也就是官职世袭制度，官员职位父子相继、世代传承。当时的社会等级森严，自上而下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五个层级。
这种世袭制度严格遵循宗法制核心原则：爵位与封地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其余子嗣则需依次降低等级。比如周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位，次子、三子则被封为诸侯；诸侯的嫡长子承袭诸侯之位，其他儿子则降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后代以此类推，降至士这一等级后，其子孙便沦为庶民。庶民即普通平民，没有实际政治权力，而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则未被纳入这一等级体系。
因此，即便是天子的后裔，经过七八代传承后，也可能沦为平民，就像三国时期的刘备，虽自称皇室后裔，早年却以贩卖草鞋为生。
这里不得不提及汉武帝推行的“推恩令”。汉朝初年实行郡国并行制，除中央直接管辖的郡县外，还分封了大量刘姓诸侯国和功臣封地。到汉景帝时期，诸侯国势力膨胀威胁中央集权，景帝推行削藩政策，却引发七国之乱，最终叛乱被平定。汉武帝即位后，为彻底解决诸侯问题，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推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的封地除嫡长子继承外，其余子嗣也可获得部分土地。诸侯国的疆域本就有限，经多次分割后愈发狭小，最终丧失与中央抗衡的实力。推恩令被称为“阳谋”，因其符合诸侯子嗣的利益诉求，无需动用武力便瓦解了地方割据势力。
我们回到周朝的权力结构话题。
周朝除周天子外，诸侯与卿大夫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可将自己的封地进一步分封给麾下卿大夫。
诸侯与卿大夫拥有封地本身并非大问题，无非是通过收税积累财富，但关键在于他们同时掌握着封地上的军政大权，能够自行组建军队——武力是权力的核心保障，这就为地方割据埋下隐患。
春秋战国的乱世便由此引发。尽管各诸侯国最初多为宗室亲戚，但经过十数代传承后，血缘纽带逐渐松弛，加之周王室权威衰落，各诸侯开始相互攻伐。春秋时期，实力较强的诸侯通过兼并战争不断扩张领土，部分诸侯的疆域甚至超过了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区域。尤其是周平王东迁后，主动放弃了关中这片核心区域，导致王室掌控的土地急剧缩减，诸侯对周天子的敬畏之心也随之荡然无存，开始凌驾于王室之上。
东周时期，周天子的威望持续下滑，统治区域不断缩小，最终仅能管辖洛阳周边的狭小地带。
进入战国时期，天下经过长期兼并，仅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几个强国，这些国家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自然不再听从周天子的号令。
诸侯国内部的权力变迁也遵循着相似逻辑：掌握封地与实权的卿大夫，实力逐渐超越诸侯本身，最终取而代之。“田氏代齐”与“韩赵魏三家分晋”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齐国田氏的始祖是陈完，他本是陈国公子（陈国疆域大致在今河南周口一带），其父为陈厉公。陈国发生宫廷政变后，陈完逃往齐国，被齐桓公收留并授予官职、赐予田产。为在齐国立足，陈完改陈姓为田姓，成为田氏始祖，因此他也被称为田完。
田完本人并无太大野心，齐桓公曾想任命他为大夫，他推辞道：“我本是流亡之人，能获得收留已属万幸。”但他的后代却极具政治抱负，加之齐国国君对田氏的重用，到他重孙一辈时，田氏已跻身大夫之列，此后世代担任要职，实力不断壮大，还通过与国君联姻巩固地位。
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乞，采取“大斗借出、小斗收回”的策略向百姓放贷，刻意施恩于民，使齐国百姓逐渐心向田氏。田乞之子田成子更是手段狠辣，为扩充家族人口，他挑选上百位身材高大的女子作为姬妾安置在后院，允许门客自由出入，最终诞下七十多个儿子。田成子还发动政变，诛杀鲍氏（鲍叔牙后裔）、晏氏（晏子后裔）等竞争对手，独揽齐国大权。他的子孙后代均在齐国担任要职，朝堂之上逐渐被田氏垄断。
到田成子的重孙、田完的九世孙田和掌权时，干脆将齐康公放逐到海岛，自立为齐国国君，即齐太公，这一历史事件被称为“田氏代齐”。
由此可见，商周分封制下，贵族身份至关重要，一人显贵便能带动家族兴盛，后代子孙的社会地位通常不会过低。
不过古代姓氏（严格来说是氏）的变更较为随意，仅田氏后裔的姓氏演变就十分复杂。田氏与陈氏本属同源，田完的五世孙中，田乞的弟弟同样在齐国担任大夫，因立下军功被赐姓孙，他的孙子便是撰写《孙子兵法》的孙武。
秦始皇灭齐后，并未对田氏赶尽杀绝。项羽灭亡秦朝后，重新分封十八路诸侯，田氏后裔再度被封王。但刘邦崛起后，韩信率军攻灭齐地，田氏族人因恐惧报复纷纷改姓，其中一支改为王姓，这一支脉在汉代涌现出王莽这一重要人物——王莽效仿先祖收买人心，最终篡汉称帝，建立新朝。田氏后裔还有其他改姓分支，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本质与田氏代齐相同：韩氏、赵氏、魏氏原本是晋国六卿中的三支，随着权力与领地的扩张，最终瓜分晋国领土，各自建国。这一过程中的历史细节同样精彩，因篇幅有限便不再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是这一时期的例外。自商鞅变法后，秦国废除世袭制，推行军功爵制与郡县制，官员晋升完全以军功为依据——即便贵族子弟，若无战功也无法获得爵位，士兵则可通过斩杀敌人首级改变命运。这一制度极大激发了秦军的战斗力，士兵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秦国由此成为军事强国。但这一变革损害了贵族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商鞅恨之入骨。秦孝公去世后，失去靠山的商鞅遭到贵族诬陷，被迫逃亡。讽刺的是，他逃亡途中想投宿旅店，店主却以“商君之法规定，投宿需出示凭证”为由拒绝，最终商鞅被擒杀，尸身还被处以车裂之刑。
秦国的制度变革开创了历史先河，被西汉继承发展，分封世袭制就此走向终结。
三、门阀士族的兴衰
（1）两汉魏晋南朝时期的门阀崛起
西汉建立后，分封制不再是主流政体。尽管仍有封国存在，但诸侯权力被大幅削弱——尤其是七国之乱平定与汉武帝推行推恩令后，中央对封国实施严格管控，诸侯仅保留收税权，丧失了政治与军事权力。这意味着皇族后裔虽能享受优厚生活，却被排除在政治核心之外。
世袭卿大夫制度也彻底消亡，官员选拔开始注重品行与才能。而“有才能”的核心前提是具备文化知识，在古代社会条件下，能够接受教育、读书识字的群体，几乎全是富裕阶层，其中家大业大的世家大族与地主阶层占据绝对主导。
秦朝奉行法家思想，推行“焚书坑儒”政策，通过垄断知识、镇压民众维护统治，结果二世而亡。汉朝初年吸取秦亡教训，奉行黄老之学，推行“无为而治”，促成“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社会经济大幅恢复。到汉武帝时期，随着社会财富积累，地方势力抬头，中央集权面临挑战。为强化统治，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以儒家思想构建忠君体系，儒学由此成为官方正统思想。
儒生的政治地位随之大幅提升，朝廷官员大多需通晓儒学，儒学逐渐成为入仕的核心门槛。世家大族为维持家族地位，纷纷研习儒学；平民子弟若想改变命运，也必须钻研儒家经典。这一趋势最终催生了一种畸形的权力结构。
儒家思想的解释权成为进入官场的“钥匙”。精通儒学的大儒将知识传授给子孙或门徒，形成儒学世家，这些家族凭借文化优势世代担任高官，逐渐发展为公卿世家，最终垄断政治权力。
汉朝的选官制度——察举制与征辟制，进一步加速了门阀士族的形成。察举制由地方长官考察本地人才，推荐至朝廷任职；征辟制则是皇帝或高级官员直接征召有名望的人才为官，民间流传的“隐士出山”故事，大多源于这一制度。
这类选官制度赋予官员极大的人事权力，若官员品行高尚，确实能发掘出寒门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人性的私心难以避免。尤其是到了王朝后期，政治腐败滋生，察举与征辟逐渐沦为利益交换工具——父亲举荐儿子、儿子举荐孙子，师父提拔门生，亲戚宗族相互扶持，最终形成“累世为官”的门阀士族。
袁绍家族的“四世三公”便是典型代表。其先祖袁良师从孟喜研习《孟氏易》，凭借儒学功底被举荐为官。袁良的后代世代传承易经学问，通过家族举荐与门生提携，先后有多人担任司空、司徒、太尉等三公要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正是袁绍、袁术兄弟能够割据一方的核心资本。
曹魏时期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使门阀士族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中正”是负责人才品评的官员，他们将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品评结果作为吏部任用官员的依据。
人才品评的核心标准有两项：家世背景与品行才能，其中家世背景权重更高。这一制度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世家大族子弟即便才能平庸也能身居高位，寒门子弟即便才华横溢也只能屈居低位。
有人或许会问，朝廷为何放任世家大族膨胀？这就需要从封建社会的本质说起。私有制社会的核心是剥削关系，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层，凭借资源与能力占据主导地位。皇帝要维持统治，必须依靠人才群体，而古代社会的人才资源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教育需要金钱支撑，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普通农户连耕牛铁器都匮乏，温饱尚成问题，根本无力供子女读书，只能依附大地主生存。
乱世之中，世家大族与地主阶级的立场更是直接决定政权兴衰。以汉光武帝刘秀为例，他不仅依靠南阳豪强集团作为核心班底，更在河北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下才平定天下、登基称帝。
曹操、袁绍、刘备等乱世枭雄，都离不开世家大族的支持。曹操本身出身官宦世家，有曹氏与夏侯氏家族作为后盾，再通过笼络其他士族站稳脚跟。尽管曹操曾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试图打破士族对权力的垄断，但最终因阻力过大未能坚持。曹丕称帝时，为换取士族支持，采纳陈群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陈群本身出身颍川陈氏这一名门望族，这一制度直接将官员选拔权交给士族，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回顾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难发现其成功率极低。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赤眉军、黄巾军、瓦岗军、黄巢起义，再到李自成、太平天国运动，每次起义都声势浩大，最终却多以失败告终，胜利果实被地主阶级集团夺取。这一现象背后，是贵族地主与农民之间在力量、资源、社会话语权上的巨大差距。
东晋时期，门阀士族制度达到鼎盛。
西晋“八王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渡江南下，在琅琊王氏等世家大族的支持下登基称帝，建立东晋。司马睿在皇族中原本威望不高，能够稳定江南局势，完全依赖士族力量——其中琅琊王氏的贡献最为突出，王导主持朝政，王敦掌控军权，二人一文一武把持天下，王氏子弟也纷纷身居要职，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
我们来详细说说琅琊王氏。
据考证，琅琊王氏的始祖是辅佐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名将王翦，王翦与其子王贲、孙王离均为秦国大将。秦朝灭亡后，王离之子王元为避战乱迁居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成为琅琊王氏的开基始祖。
琅琊王氏后代世代为官，王元的四世孙王吉官至谏议大夫，他潜心研究《齐论语》并将其作为家族传承的学问，琅琊王氏由此开始崛起。
西晋末年，王氏家族已人才辈出，王融、王衍、王祥、王导、王敦等均为朝廷重臣，“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也出自这一家族。永嘉之乱后，东晋建立，王氏家族权势达到顶峰，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都是这一时期的王氏子弟。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提及名门望族时，往往会加上地域前缀——同样姓王，只有“琅琊王氏”才是公认的望族，其他地域的王氏则无此殊荣。这一现象反映出周秦以后，随着人口增长与姓氏分化，仅靠“姓+氏”已无法区分身份，必须结合地域标识。如今王姓人口已近九千万，遍布全国，地域标识也失去意义，恐怕只有身份证号才能精准区分了。
东晋时期声望最高的四大家族，除琅琊王氏外，还有陈郡谢氏、龙亢桓氏与颍川庾氏。
陈郡谢氏便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提及的“谢”，能与王氏并列，足见其地位显赫。谢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谢安、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大败前秦，为东晋保住半壁江山，家族声望也因此达到顶峰。
龙亢桓氏最著名的人物是大将桓温。他身为东晋驸马，长期在荆州驻军，势力逐渐壮大。桓温的主要功绩包括攻灭成汉政权、收复蜀地，以及三次北伐——其中一次兵临长安、屯兵灞上，另一次成功收复洛阳。随着声望提升，桓温滋生篡位野心，但因朝中士族势力联合抵制未能得逞。他的儿子桓玄最终实现篡位，建立桓楚政权，不过仅维持数年便被刘裕率军攻灭。
刘裕即南朝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他出身次等士族，先祖在永嘉之乱时南迁，家境贫寒，早年以砍柴、种地为生。刘裕的发迹始于加入北府军，在军旅中展现出卓越军事才能，堪称一代战神。
刘裕一生南征北战，先后平定孙恩起义、桓玄叛乱、卢循之乱，收复西蜀地区；北伐途中攻灭南燕、收复山东青州，又挥师西北拿下洛阳、长安，灭亡后秦政权。在他统治时期，南朝的疆域达到最大规模。
凭借赫赫战功，刘裕逐渐掌控东晋朝政，不久后取代东晋建立宋朝，史称刘宋。
刘裕深知世家大族垄断朝政的危害，登基后大力打压士族势力，扶持寒门子弟进入官场，皇权由此得到极大强化。
南朝后续的齐、梁两代，均由兰陵萧氏建立。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凭借军功上位，后来废黜宋帝自立，即齐高帝。萧道成十分器重族弟及其子萧衍，委以重任。南齐政权仅维持二十余年便陷入内乱，萧衍趁机起兵夺权，建立梁朝，史称南梁，他便是梁武帝。
梁武帝是一位极具个性的皇帝，晚年笃信佛教，曾多次前往寺院出家，每次都需朝廷耗费巨资将其“赎回”，相当于以特殊方式向寺院捐赠。达摩祖师东渡中国时恰逢梁武帝时期，二人曾有过著名对话，电影《达摩祖师传》便还原了这一场景。据史料记载，正是梁武帝颁布诏令，禁止佛教徒食用肉类，此后素食成为佛教徒的传统习俗。
梁武帝统治时期，发生了一场对南朝士族致命打击的事件——侯景之乱。
侯景出身羯族，原为北魏大将。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侯景先归附东魏，因不受信任转而投奔梁朝。他投奔梁朝后不久便遭遇大败，担心梁武帝将其引渡回东魏，于是发动叛乱。
叛乱的导火索与士族有关：侯景向梁武帝请求与王氏或谢氏联姻，梁武帝以“王、谢门第过高，你不配”为由拒绝，建议他选择低等级士族联姻，这一答复彻底激怒侯景。
侯景叛乱后势力扩张迅速，军队从最初的800人发展到十万人，大量农民与奴婢纷纷加入。叛军很快攻破建康城，将梁武帝围困至死，并对世家大族展开报复性屠杀。许多名门望族或遭屠戮，或被围困饿死，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南迁的北方士族几乎被灭族，从此一蹶不振。
在平定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将领陈霸先崛起，他后来建立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国，即陈武帝。陈国末代皇帝为陈叔宝，最终被隋朝所灭。
（2）隋唐关陇集团与门阀的终结
南北朝时期，南朝依次为宋、齐、梁、陈，北朝则经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阶段。南朝是东晋的延续，政权更替呈现一脉相承的特点；北朝以北魏为开端，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最终由隋朝完成统一，隋朝之后便是唐朝。
隋唐时期同样存在门阀大族，其中势力最庞大的当属关陇集团。
西晋灭亡后，北方陷入“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各少数民族政权割据混战，最终由前秦完成统一。前秦与东晋爆发淝水之战，被谢安率领的东晋军队击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典故便源于此。战败后前秦政权迅速瓦解，北方再次陷入分裂。
在前秦统治时期被灭亡的代国，在前秦分裂后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由鲜卑族建立，军事力量强大，经过数十年征战重新统一北方。
北魏初年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当时蒙古草原上的柔然汗国崛起，成为北方大患。为防御柔然，北魏在北方设置六个军事重镇，分别是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这六镇的地位极为重要，能在此服役被视为无上荣耀。
但北魏后来推行汉化改革，将都城迁至洛阳，重心转向中原地区，北方六镇的地位一落千丈，镇兵与军民的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最终爆发六镇起义，北魏政权陷入内乱。经过一系列镇压、叛乱与权力争夺，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关陇集团便诞生于西魏。
西魏的统治区域以关中为核心，都城定在长安，实际权力掌握在鲜卑人宇文泰手中，西魏皇帝仅为傀儡。西魏建立初期，实力远弱于东魏，经常遭到东魏的军事打压。西魏的核心军事力量主要由北魏六镇旧部构成，其中鲜卑族人占多数，宇文泰本人出身武川镇，其部下也多为武川镇同乡。
当时胡汉民族矛盾尖锐，时常发生相互屠杀事件。为增强实力，宇文泰主动寻求关中汉族豪强的支持，推行胡汉融合政策，鼓励民族通婚，成功争取到汉族地主阶层的拥护。这一举措不仅壮大了西魏实力，更奠定了后世唐朝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基因。
宇文泰设立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制度，统领西魏府兵。八柱国分别是：宇文泰、元欣、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于谨、独孤信（北周明帝宇文毓岳父、隋文帝杨坚岳父、唐高祖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
十二大将军为：元育、元赞、元廓、宇文导、宇文贵、李远、达奚武、侯莫陈顺、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豆卢宁、贺兰祥、王雄。
这些八柱国与十二大将军出将入相，垄断了西魏的上层权力，形成新的权贵集团。
宇文泰去世后，其侄子宇文护拥立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篡位，建立北周政权。与此同时，东魏也被北齐取代。公元577年，北周攻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杨坚取代北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即隋文帝。其子杨广（隋炀帝）即位后施行暴政，引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天下再次大乱。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经过数年征战平定各地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
从西魏到唐朝，政权始终在关陇集团内部流转，集团成员之间相互通婚，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新政权取代旧政权后，很少进行大规模清洗，因此直到唐朝初期，上层权贵阶层都保持着相对稳定。
不过统治阶层也意识到门阀政治的隐患——容易引发篡权叛乱，因此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压权贵、扶持寒门。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在唐朝得到进一步完善，成为打破门阀垄断的关键。
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作为人才选拔的核心标准，为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通道，动摇了门阀士族的权力根基。
但唐朝初期，魏晋以来的门阀风气依然浓厚，世家大族在社会上仍拥有巨大影响力。南朝的部分士族在战乱中衰落，但北方仍有大量士族存续。北魏时期便确定“崔卢郑王”为四大高门姓氏，到唐朝则形成“五姓七望”的说法，分别是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
陇西李氏即唐朝皇室一脉，祖籍陇西，据传是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
赵郡李氏祖籍为今河北石家庄赵县一带，以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为始祖。该家族在北魏、东魏、北齐及唐朝均十分活跃，先后涌现出多位宰相。
博陵崔氏祖居博陵郡（今河北衡水安平县一带），在唐朝共诞生16位宰相，权倾一时。写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诗人崔颢，便是博陵崔氏族人。
清河崔氏源自西汉清河郡东武城县（今河北衡水故城县一带），在唐代有12人担任宰相。
范阳卢氏世居涿县（今河北涿州），始祖为东汉儒学大师卢植——他也是刘备的老师。范阳卢氏在唐朝出了8位宰相，“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便是该家族成员。唐末战乱时，范阳卢氏一支东渡朝鲜，成为韩国卢氏的先祖，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卢武铉均为其后裔。
荥阳郑氏祖居今河南开封祥符区一带，是汉唐时期的名门望族，在唐朝有12人担任宰相。
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是东汉末年的王允，他在《三国演义》中以“连环计”诛杀董卓，官至司徒、尚书令。太原王氏在曹魏、西晋、东晋时期均地位显赫，到唐朝仍是举足轻重的世家大族。
重视名望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浓厚的社会风气，世人甚至宁愿娶世家大族的女儿也不愿娶皇族的闺女。因为这些世家大族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唐高宗还搞了个七姓十家，禁止这十家的大族相互通婚，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对唐朝世家大族打击最严重的是唐末的黄巢农民起义。黄巢本身是寒门子弟，曾经屡试不中，痛恨世家大族对权力的垄断，因此起义之后对世家大族也毫不手软。起义军攻陷长安之后，皇族和百官遭到清洗。到了黄巢起义被剿灭，投降朝廷的黄巢叛将朱温掌握了唐朝大权，又来了一波清洗，不仅杀光了皇族，把30多位朝廷大臣沉尸黄河，制造了白马驿之祸。之后，朱温代唐自立，建立后梁。
经过唐末的战乱，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再到朱温篡唐和后面的五代十国，前朝旧臣和世家大族权贵遭到反复清洗，从此销声匿迹，江湖再无传说。
到了宋朝，科技大爆发，造纸术更加成熟，活字印刷出世，书本大量普及，知识得到广泛传播，世家大族对知识的垄断被彻底斩断，加上科举制的愈发成熟，权力阶层被世家大族垄断的现象根绝。
到了明清时，君主专制达到了历史顶峰，世间再无门阀士族。